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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教授: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 必须戳破他
2014-07-28 13:04  来源: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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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有事生非》等。

  王彬彬不介意别人说他以批评扬名:“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四年前,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一波巨大的争论中有些狼狈。他未曾料想,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轰动”国际。

  争论始于一篇文章。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最初发表在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2010年3月底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演变成公共议题,学界如同刮起一阵旋风。国内乃至国外的学者被席卷进来,或站队发声,或中立围观。

  文章指出清华[微博]大学[微博]教授汪晖的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存在抄袭。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调查,紧接着六七十名国际学者联名担保汪晖没有抄袭。王彬彬有些吃惊,“事先,我知道文章会有‘轰动效应’,但没想到‘轰动’得如此厉害,更没想到‘轰动’出了国界,‘轰动’到了欧美。”

  《反抗绝望》是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名著。文学教授王彬彬说,不少学生写论文都会引用这本书,“不看就觉得跟不上形势”。但他读了之后很快发现,这本书不但文理不通,还至少抄袭了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

  四年后,这场风波重回大众视野。《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及后来发表的另两篇批评汪晖的学术文章,被收录进了王彬彬的新书《有事生非》里。“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学者丁东形容王彬彬是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不愿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佶屈聱牙。他本来想以一己之力,为端正学风呐喊一声,收到激浊扬清之效,结果招来无数咒骂。”

  同济大学[微博]学者王晓渔回忆起四年前的学界激辩,仍有感慨——联名担保的六七十名外国学者,是否真的对照着看过汪晖的那本书?虽与王彬彬素未谋面,但就事论事,他认为王彬彬做得对。

  7月11日,南京大学校园外,王彬彬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汪晖事件”后,他曾收到过恐吓信,也接到过谩骂电话,而如今回过头去看,他摇摇手中的折扇,表示早已云淡风轻。他说这件事带来的麻烦也许存在于晋升之路,但他几乎没申请过课题经费,也不去申报什么称号,“不走这条路,不就简单多了吗?”

  暑期不看世界杯足球,也不去旅游,王彬彬说自己没什么爱好,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看看文史类书籍,写写批评文章。谈及学术界的沉疴,他的语调明显提了上来——“荒谬”,是他重复最多的词,“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城里,上海滩上,冒出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所谓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到他们一夜之间膨化成这样,我往往目瞪口呆。他们或许以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微博]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在新书《有事生非》里,他这样写道。

  他批大学学术体制弊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胜的,一辈子写一篇真正的论文就可以了,如果写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没有意义。”他批研究生招考的条件限制:“逻辑上是荒谬的,北大毕业的(学生)一定就比南大、南师大毕业的强吗?”

  也因批评文化界名流,这些年树敌不少。王彬彬自评有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缺乏现实感的“书生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军说,跟王彬彬相识十余年来,觉得他可爱的细节很多,但不方便告诉记者,因为“可能涉及到批评,总有人要不高兴了”。

  王彬彬不介意别人说他以批评扬名:“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南都周刊X王彬彬

  我捅了“马蜂窝”

  南都周刊:“汪晖事件”中,学界只是激辩,最后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回过头看,有没有失落感?

  王彬彬:没有失落,在中国这很正常。我的本意不是要达到现实的结果,是让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把真相揭示出来。这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

  南都周刊:你收录在新书里批评汪晖的三篇文章,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王彬彬:这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汪晖在学术界的地位有关系。他被人称为学界领袖,地位非常高,如果他是第一名,那么第二名与他的差距会很大很大。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就是神一般的人物,好像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个思想库,年轻人写论文,一定要引用他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内心其实有想法,读得莫名其妙但是不敢说,有一个原因就是怕人说自己没学问。所以当大家突然知道这个神一般的人物原来是这么回事,当然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个事情本身也值得学术界反思,整个学术界、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把这样一个人捧上天?汪晖的文字极其晦涩,而且文理不通,一句话,主谓宾、定状语就是不通的。

  南都周刊:这件事算不算是你学术批评生涯中的重要节点?

  王彬彬:那也谈不上。这件事对我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就是可能处境比以前更差一些。因为你捅了一个马蜂窝以后,得罪了很多过去捧他的人,当中有一些文化界大牌。牵涉到很多利益关系、面子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东西很难去确凿地说,只能说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平添很多障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踩到地雷。

  大学问家都把话说得平易

  南都周刊: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里,你表达了对文理不通的痛恨,觉得话都写不通的人没有治学的资格,为什么揪住文法这一点?

  王彬彬:严格来讲,语文问题不仅仅是学风问题,甚至是人品问题。一个人写文章,是要给别人看的,那尽量要把话说得准确。文理基本通顺,这是我们对一个完成了高中教育的人的要求,理论上,做到这一点,才是合格的公民。大学问家如果连话都是不通的,逻辑是荒谬的,那还谈什么深刻的思想?

  南都周刊:故作晦涩是学术界的通病?

  王彬彬:对,就是唬人嘛,忽悠。大学者,大学问家,古今中外,都是把话说得非常平易的。深刻的哲理一定用平常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一个人只有把某种理论某种观念完全理解透了,完全融进了自己的血肉,才能用很平易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学术界有这种毛病,一定要把话说得越别扭,就显得越深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是一只小狗”,大家都听得懂,但是有人会说,“那是一具狗的幼体”。

  南都周刊: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追求这种文风?

  王彬彬:我们的学术方式是从西方过来的,中西学术有不同的理路,西方人思考的方式,跟中国人是不同的,比如西方人会认为,逻辑的推演推到极端,可以跟现实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中国没有这种传统,我们往往把西方纯思辨的东西套到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荒谬,走了一种极端。

  南都周刊:有人说你的很多批评文章里,抓住别人的小错误不放,而且也有学者公开说文风是习惯问题,不是学风问题。

  王彬彬: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说这是习惯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候喜欢把话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这就没有是非问题,只有优劣之分,但如果说我习惯写不通的话,这不是胡扯么,好比说,我就习惯闯红灯。至于错误,人都会犯错,但得看看这个错误是不是你研究范围内的常识。比如我不是专业的驾驶员,交通标志可以不懂,但如果我是公交车司机,看不懂标志,那怎么行?

  专批名家是我的治学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批评王蒙和王朔深通世故又极为世故,早年写那篇文章的起因是什么?

  王彬彬:那是1994年写的,当时就是一种感觉,对那样一种人生观念、人生态度提出一些自己的不同意见,主要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如果作家过于圆滑,会影响文学创作,因为文学创作需要一种赤子之心,需要作家心灵当中有一块始终是抗拒世俗的,不然创作的理由在哪里呢?好的文学一定是反抗世俗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专门批评文化界名家?

  王彬彬:我的本行就是文学批评,难道研究对象只能歌颂吗?那么多人已经在歌颂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人来批评呢?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这个不正常,那就只能说我们整个环境不正常了。这些年来,很多被吹得很响的人,就是学术泡沫。不是说很好很好只是有一些局限,而根底上就是很差很差。一篇文章、一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常识性错误,那还能说是一个好东西吗?我们学术界最近几十年来就有大量这样的学者。

  南都周刊:因为你批评的都是名家,所以有人说你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出名。

  王彬彬:学术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治学的方式。再说,我怎么没有好好治学呢,又不是主要写这些东西,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只不过平常我写了100篇文章,有3篇是骂人的,但别人看来我就只写了3篇骂人的文章,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以批评来出名是笑话,因为有人要找一些理由来抵抗你,“想出名”是最容易找的理由。

  南都周刊:虽然树敌很多但还是继续做批评,是专业使然还是基于一种责任感?

  王彬彬:要说责任感也可以吧。文化共同体里面有这么一些人,其实问题很严重,但又掌握很大的话语权,然后被年轻人仿效,你必须要戳破他。

  学术界荒谬的东西很多很多

  南都周刊:文化批评圈里,你好像是独来独往的,这是刻意为之么?

  王彬彬:这是对的,我从来不拉帮结派。因为文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又不是江湖、黑社会。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化事业是个体的活动,不是踢足球、打篮球。如果在观念上相同,互相见面赞美一下,就已经很好了。

  南都周刊:学术界还有什么问题?

  王彬彬:学术界的问题很复杂。主要是在大学。大学的学术体制问题很严重,最严重的是用理工科的方式来管理一切。理工科我也不太懂,有很多量化的要求,但是扩展到整个文科那就不对了。文史哲,是要在脑子里消化很久的东西,应用科学就不一样了,如果是有价值的,早一天表达都是贡献。人文的贡献本来就不是立竿见影的,怎么可以那样要求呢?

  比如说大一点的学校,要求副教授必须有一年国外深造的经历才可以升为教授,这是条件之一。这针对有些领域可能是对的,比如理工类前沿学科,中国跟西方的差距很大。但是扩展到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还不是全世界最牛,那你不是一头撞死算了吗?去外国进修有用,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必备条件。还有量化的指标、项目,各个校长也没办法,因为社会和教育机构在要求他这样做。这是非常严重的。文科,尤其是人文的科研成果,不是以量胜的,一辈子写一篇真正的论文那就可以了,如果写一千篇全是垃圾,那就没意义了。

  南都周刊:对此你会感到焦虑么?

  王彬彬: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知道了就不要过于焦虑,不然怎么办呢?很多事情物极必反,一定要坏到顶点才能改变。一定要走到极端以后,荒谬性充分暴露出来,才有可能有一些改变。中国的问题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就像我们都在一辆车上,车上的人都知道这个方向是错的,但没办法,一定要开到此路不通为止,才想着掉头。所以没必要焦虑,就让这个车一直开下去好了。

  南都周刊:当年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现在学术规范了没?

  王彬彬:抄袭问题和学术规范是两回事,今天的学术比过去规范多了,但抄袭的现象也比过去多得多了,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现在,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压在那儿,不抄袭,怎么办呢?比如我今年必须发表两篇文章,明年才能升教授,但我实在写不出怎么办呢?过去没有这种要求,当然抄的动力就没那么大了。

作者:  编辑: 钟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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