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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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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多彩贵州网
在黔东南这方神奇的土地上能创造出植树八年便成材,濒危物种重新焕发生机的育林护林的创意之美。这种创意之美,美在生活在黔东南境内的各族群众能够做到知山知水,悟透物性,兑现“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的理想追求。
一、堆丘植树:为幼苗找准“保护伞”
贵州省清水江南加到三门塘河段两岸的丘陵山区是我国南方用材杉木的主产地。当地气候温暖多雨,很适合杉树生长,但当地的土壤主要是石灰岩风化的产物,土壤粒度极小,黏性很强,透水透气性能都不佳,这对杉树的规模种植副作用很大,采用常规的育林办法种植杉木,虽说也能顺利成活,但积材量会偏低。当地侗族群众成功的经验在于,不像常规那样开穴定植苗木,而是先通过火焚的办法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定植苗木时,将表土拢成高20厘米,直径50厘米的小土丘,然后将杉树苗的主根切除,把苗木的侧根平铺在土丘上,再用浮土将侧根压实。定植时,还需要将树苗梢端的弯曲部分朝向山谷。定植完成后,还要在苗木的上方用木板钉一个挡水坝,避免暴雨将土丘冲塌。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植树办法十分怪诞,但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侗族群众植树的成效非常理想,不仅苗木的成活率高,而且成活后生长的速度明显快于开穴种植的苗木,成长过程中也不容易染病。这样定植的杉树苗,每亩杉树林的年均积材量在五年后可以高达两个立方米,这样的积材量不仅在国内,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咨询了相关的专家,再结合群众的访谈,我们也是到了最后才注意到,他们这套看似怪诞的植树方法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杉树是一种喜温喜湿的树种,但它的根部需要充分透气透水,不能忍受长时间的水淹。而当地土质的特殊性注定了土壤的透气透水性能不佳,不防范对杉树根部的持续性水淹,杉树苗就不可能健康生长。当地侗族群众似乎怪诞的做法,正是针对当地特殊的土质环境作出的高效适应。相反的,照其他地区那样开穴种树,幼苗的根部就会遭受持续水淹,轻则导致杉树苗生长不良,重则根本不能成活。因而觉得这种苗木定植方法怪诞,是不了解情况的误判,事实上这种苗木定植办法不仅合理而且具有科学性。
二、亮根技术:给幼苗打好“预防针”
当地侗族群众对杉树幼苗的管护技术也具有特异性。他们要实施所谓的“亮根”,具体操作办法是在刚定植成活的苗木附近50厘米范围内,要不断地用镰刀将各种杂草齐根贴地割断,杂草的残株要移放到距离树苗一米以外的地方,为的是使阳光能够直射到杉树幼苗的主干基部,这与常规的幼树管护办法截然不同,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提高土壤的通透性,防止对杉树有害的微生物蔓延。
长期以来,不少技术人员认定将割下的杂草堆在苗木的根部,腐烂后可以转化为肥料,能够支持苗木的生长,这样的操作从常理上讲毋庸置疑。但若考虑到在这里长年种植的主种树种都是杉树,与杉树伴生的各种微生物滋生十分活跃,由于杉树的郁蔽度很高,这些伴生的微生物绝大多数属于喜湿喜阴厌氧的物种,同时都怕光照,怕通气良好的环境,如果把杂草残株堆在树苗根部,这些杂草刚好成为微生物的培养基,其中有害杉树苗的微生物会在杉树苗的免疫力没有形成前,乘机攻击杉树幼苗,使其染病,杉苗染病后,其病症表现为杉树皮由红变灰,杉树苗的叶片由青转黄,而且尖端枯萎。一旦染上这样的病害,即使成活,也要三五年才会好转,这必然大大地影响杉树的积材量。但实施“亮根”后,杉树染病的危险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因而上述各项操作从表面上看,似乎不相关联,但若结合当地的土质特性来看,却具有多重的生态适应潜能。正是凭借这样的技术,当地侗族群众才会培育出“八年杉”。如果不照侗族的本土生态技术去培育杉树林,就难以收到理想的成效。
三、林粮间作:为苗木成长清除“拦路虎”
除了定植办法特殊外,当地的侗族群众还坚持在育林期实施林粮间作,在苗木的空隙中种植旱地作物,如玉米、小米等,但不能种植攀援类和藤本类作物,为的是防止这些作物缠绕杉树苗。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是为了以短养长,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群众短期内的粮食供应需求,但事实上却不完全如此。原来这些旱地作物在收获后残根都要收缩和枯萎,使致密的黄土中留下纵横交错的通道,能显著地提高土壤的透气和透水能力,缓解土壤特性对杉树生长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地下微型孔道还会成为杉树苗幼根生长的通道,从而收到提高积材量的作用。
在“林粮间作”这一农耕体系中,对林相的管理技术总结中都总称为“间伐代抚”,并且将这一技术往往简单化地归纳为“伐大留小”。其实,这种归纳并不全面,技术操作细节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以杉树为例,他们更关注的是病害的露头,但凡杉树的尖端叶片开始卷曲,树皮呈现的红色有所消退,他们都会果断地砍掉,其目的是防止病害的蔓延,因而必须在引发病害的真菌孢子没有产生之前就得果断地砍掉,这显然与大小无关。对于杉树兜再生树的间伐又另有技术要求,一般是每棵树兜只保留一棵植株,保留的对象往往是高大挺直者,这显然与伐大留小不相关了。真正的伐大留小主要适用于植株过于密集者,伐大的目的是要为其他乔木腾出生长空间,而砍下的植株又可以获得一定的使用价值。总之,看上去劳动力投入很低的森林管护,其实际内容并不简单,其中包含着很多十分具体而有效的技术要领,很难一概而论。
对森林的护理,其作用是为森林排除各式各样的自然灾害,而具体的技术措施虽然也能够包含在间伐代抚的范围内,但实际内容还有多种。
森林在郁蔽后的发展阶段,最容易遭受自然伤害,雷击最容易将长得最快的树木击倒,此后就很难正常发育,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然得实施间伐。冬季发生凌冻会将乔木折断,配种的桦树类的植物最容易被凌冻,一经折断以后就很难成材,因而也需要实施间伐。在清水江流域,森林中相对低矮的小乔木常见的是杜鹃花科的植物和木兰科的植物,还有某些种类的榕树。因为这些小乔木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其利用指向并不像其他乔木那样显明,主要是属于匹配种植的对象,因而对这样的植物,即令遭到了灾害,生长样态不佳,在管护中通常都是置而不顾,任其自生自灭。总之,在清水江流域对森林的管控和护理,实际操作要领极为丰富,这里仅是道其一斑而已。但以此为例,也可以看出这一农耕体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四、适度干预:最低成本植活秃杉的技术
秃杉是我国受法律保护的珍稀物种,原因在于这种植物在我国境内自然存活的株数有限,虽经多方保护,科技部门还为了它们的繁殖作了艰辛的努力,但其数量仍然没有大幅度增大。在黔东南,秃杉统计到的成活株数大部分生长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内。该自然保护区也为秃杉的保护与繁殖做了多年的研究,新植株的成活和成材状况仍然没有明显的好转。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秃杉繁殖能力低,生命力不旺盛,其濒临灭绝主要是自身生物特性所造成,若不加以精心保护,其群落规模只会缩小,不会扩大。结论一出,国内科研人员对现存植株更是精心维护,而对群落的扩大几乎不抱希望。
然而,在我们的田野调查基地——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格头村,当地苗族群众却做出了与科研人员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说,秃杉很容易成活,格头村民将这种树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老树自然死亡后还要为它举行葬礼。有趣的是,他们上述谈话中的前部分,不仅是群众这样说,还得到了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的认同。因为雷公山新近增加的近5 000株秃杉,大都是从群众的烧畲地中成长起来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当地群众对秃杉认识和利用的内容极为丰富,但有关的经验技术以及对这些技术经验的理解与说明都隐而不显。我们调查组成员中就有一位专门研究秃杉的生物学教授,她在雷公山保护区从事过十年以上的研究,对秃杉生长地点都有登记,还有连续不断的生长记录,但就是没有将秃杉的繁殖和成长与群众的耕作实践联系起来,更没有注意搜集苗族群众对秃杉的生长和繁殖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她坦诚地说,她确实从来没有想到向苗族群众打探他们如何对待秃杉,即使知道群众把秃杉作为神祭拜,也只是一笑而过。但参与了我们调查后,她才恍然大悟,以往在研究中的所有疑问都得到破解。
在调查中,我们还注意到当地27户群众170多人中,对秃杉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其中仅有3人能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有能力将1.5米左右高度的秃杉在异地移栽成活,并以雷山县中学校园内的所种秃杉为例,因为这些秃杉都是他们捐献给学校并亲手种活的。绝大多数群众则说秃杉根本不需要种,只要不把耕地上的树苗挖掉,就会自然成活。但同时又说,秃杉在成活后的前十年,每年的年均生长速度不到普通杉树的五分之一。但十年后,高度达到3米左右的秃杉,其生长速度就比杉树快1至3倍。秃杉长成后,其积材量都会超过树龄相同的普通杉树,而且很不容易生病,也不会遭到虫害。此外,仅有三分之一的群众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当地的秃杉在他们的土地上会自然长出。一开始,我们认为是群众们回避问题,隐瞒事实。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所有的群众都只能说秃杉是自然长出的,都没有注意到秃杉的生长与耕作方式的关系。在整个群众中只有不到10人,其中包括寨老、村干、一名退休后的林管员等能够作出如下符合逻辑的表述。
他们说秃杉的繁殖能力很强,一株成年的秃杉每年可以长出上百万粒种子,整个保护区内的秃杉每年的产种量以亿计。大量的种子随风飞散后,不管是落到森林中,还是落到其他耕地里,或者是高山牧场上,由于种子必须直接接触土壤才能萌发,而在上述地区土壤都很难被翻动,大量的种子无法直接着地。即使有种子萌芽,也会因为缺水而干死,或者被小动物当作粮食吃掉,只有落到了精心护理的地上的秃杉种子,情况就不同。因为这样的土地,野生动物在短期内不会光顾,种子随机落到泥土后,在自然力的作用下会沉入其中。由于种子太小,大型的鸟类也不会取食这些种子。与此同时,当地群众通过合理方式将所有的枯枝和落叶科学处置,这就可以确保种子能直接落到地表而不会悬置在枯枝落叶上。更重要的是,由于坡度等原因,当地群众不需要深度翻耕土壤,土层表面绖密。秃杉种子萌发后,根系极为瘦弱,又特别需要水分,在这样的地上,根系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土层,吸收到足够的水分,因而才能顺利地成活。
成活后的秃杉幼苗舒展第二片树叶时,秃杉仅有几个毫米高,不加注意,肉眼都看不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遇上太阳暴晒就会造成70%以上的死亡。但在精心处理的地上,由于农作物生长很快,能够对这样的秃杉幼苗进行遮蔽,还能保证地表大气极度湿润,可以为秃杉幼苗提供早期生长的安全环境。在当地一般采取轮歇耕作,这时候很多野生植物,特别是蕨类植物会自然长出,新长出的蕨类植物覆盖高度多在30厘米以内,特别是在群众采食这些植物的嫩叶后,还能对蕨类植物的高度实施控制,这才使得这些秃杉在第二年也能得到荫蔽,但荫蔽度不高,幼小的秃杉幼苗还能获得日照,从而确保成活。第三年后,禾本科的杂草会顺利生长,这些禾本科植物可以长到1米以上。夏季以前,三年期的秃杉幼苗可以获得适度日照,盛夏以后又可以获得禾本科植物的荫蔽,这可以使秃杉渡过早期的生存难关。进入第四年后,群众会将地里长出的禾本科杂草和蕨类作为肥料收割,只要在收割时不割掉秃杉幼苗,这些秃杉就可以在第四年长到20厘米左右。用群众的话说,他们的耕种操作和秃杉幼苗的生长是同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地表植物对秃杉的荫蔽会逐年加厚加高,而这种加厚进度恰好与秃杉的生长进度合拍,所以秃杉能够顺利地成活并长大。群众需要做的事情仅是保护这些秃杉幼苗不受人为损伤就够了。
对比他们的解释和科研人员的繁殖操作,明显地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的差异:其一,科研人员虽然精心地建构了苗圃,但苗圃的表土没有经过压实;其二,科研人员的繁殖也要对秃杉幼苗进行荫蔽、浇水和施肥,但荫蔽的条件是一成不变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地加厚加高;其三,科研人员种秃杉几乎没有伴生植物存在,如果有伴生的杂草也会人为的拔除;其四,科研人员对苗圃都要反复测量,但群众对秃杉的生长根本不加理会,事实上是不加扰动。
至于对秃杉树苗的移栽,他们总结了三项要领:其一是必须在冬至以前移栽;其二是移栽后树苗要充分浇水,土壤要压实。其三是移栽的时候要注意方位,不能改变秃杉原先生长的样态和方位。上述三个环节少一个都不行,并且明确地说,科研人员不注意上述三点,因而移栽不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秃杉是怕“上水”的植物,也就是一旦终止冬季休眠,根部开始吸水后,要长出新的根毛就十分艰难。移栽后的秃杉会因为缺水而枯死,所以必须在冬至以前就要移栽。
有关秃杉的知识点,当地群众还有更多精细的内容,但仅凭借以上介绍,已经足够说明这样的知识和技术技能即使是在当地的群众中,分布也极不均衡。尽管群众天天都与秃杉打交道,生活中离不开秃杉,但群众又分成了很多群体,有的仅知道秃杉用于祭祀,有的仅知道秃杉材质很轻,不利于加工;有的仅知道秃杉美观等。真正了解秃杉的生物习性和生态背景的人很少,其中,能够对秃杉的生产技术进行有条理性地分析的人更其微乎其微,但这并不影响秃杉保种的成效,其他群众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按照协调一致的步调,确保秃杉群落在当地不断扩大。
当地群众对他们的本土生态知识有整套独特的解释,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迁到格头村定居,已经历了近十代人。迁入以前,他们与其他苗族一样,是崇拜枫树,但迁到格头村后,秃杉就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上秃杉具有一系列的独特性,而且曾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然也就帮助他们改变了信仰,把秃杉视为他们的保护神,他们把秃杉作为亲戚朋友。这样的诠释显然具有将植物人格化的“万物有灵”属性。但仅弄清这一点还不够,在调查中发现,他们对秃杉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准确精当,而且具有不容质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却披上了一件似乎永远抹不去的宗教信仰外衣。对本土生态知识文化属性缺乏了解的人,往往因此而忽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一面,误认为他们仅是碰巧支持了秃杉的繁衍,而不是一种理智的做法,这显然是不利于本土生态知识发掘、整理的习惯性偏见。
凭借我们长年的积累,苗族群众在其传统文化中,认定所有的生物都存在着与人相似的社会习性,所有动植物的存活和壮大都离不开这种准社会关系的支持,因而不管种植植物,还是饲养动物,都需要给它们安排伴侣,而不应当屈从于人的功利,需要什么就专种什么,需要什么就专养什么。以此类似的本土生态知识诠释惯例,在苗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格头村群众的诠释体系也属于这一类型,只不过人与秃杉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而已。他们几乎是把秃杉作为自己的亲人对待,但也不排除要为秃杉安排得力、可心的伴侣。在他们看来,蕨类植物、青苔乃至茅草与秃杉伴生,是自然的事情,也是不可少的事情。单独移栽秃杉是不能成活的,因为它没有同伴。当然这样的诠释体系只属于苗族,其他民族很难接受。但对于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利用而言,这样的诠释惯例能否获得局外人的接受无关宏旨。
和普适性技术技能一样,各民族本土生态知识虽然都来自实践经验的积累,一般都没有经过符合科学规范的实证,但这并不妨害任何形式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都可以做到像普适性知识那样,能够为了利用的需要,将知识点、技术关键和技能特长加以更有成效的组合。上文提及的秃杉的抚育,所涉及的各种知识点也可以为此提供证据。在我们掌握的资料中,不同支系、不同地区的苗族也普遍存在着通过刀耕火种方式去更新林木,繁殖抚育特种植物顺利成长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我们只需要弄清其使用的场域就够了。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可以做出如下的归纳:这种方法仅适应于抚育那些种子粒度很小的乔木,包括靠风传播和动物传播种子的乔木。但对于种子粒度很大的乔木则不适用。他们的抚育技术核心环节在于,随着被抚育对象成长过程的推进,需要配备与之相匹配的伴生植物,提供荫蔽,保水固土,减缓病虫害的侵蚀,规避人类干扰的条件。这样的技术在不同地区的苗族中也自成套路,在麻山地区培育构树时,需要匹配藤蔓类植物、蕨类植物和苔藓类植物;而在贵州西北地区培育漆树时,在其幼年期,则需要与逐年换茬的旱地农作物匹配。至于他们移栽秃杉的特殊技能,特别是辨认树苗朝向的技能,在其他地区的苗族中同样存在,只是组合关系各不相同。在黔西北的金沙,是在被移栽的树干上标识原先的东南西北朝向,移栽时保持这样的朝向不变。在格头村则是辨认秃杉的尖端指向,移栽后尖端指向山谷。具体的技能操作差异很大,但要达到的目标却是一样,都是使被移栽苗木的尖端朝向开阔地带。通过这样的比较不难看出,从任何一个地点搜集到的本土生态知识资料,在其他地区都会以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技术要点在形式上都是可改变,可组装的,不能改变的仅仅是核心要点(作者:罗康智 王健)
作者简介:罗康智,贵州天柱人,凯里学院教授,生态民族学博士,《凯里学院学报》副主编,黔东南州第三批州管专家,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健,云南曲靖人,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优秀传统文化研修基地项目“观念与实践:黔东南生态文化研究”(kxtyx01)
一审:周中英
二审:田牛强
三审:张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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