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文件精神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下一个文件就来了。”至今，回想起几个月前在东部某省的一次调研，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仍清晰地记得这句话——一句在基层政府“时不时就能听到”的牢骚话。

　　过去两年，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围绕双创出台的政策累计超过2000件，但有的地方的层层转发文件、以文件落实文件，让当地的双创政策落实陷入“上面提呼吁、鼓励、支持，下面同样是呼吁、鼓励、支持，至于如何鼓励、支持，却没了下文”的僵局。在这个僵局形成的过程中，就伴随着柳卸林所听到的那些牢骚，他称之为“上下一般粗”，即地方与中央层面的政策一个口径说话。作为双创评估报告调研组专家成员，他把这个问题写到中国科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以下称双创评估报告），后来报告交给国务院，引起相关领导的重视。

　　柳卸林告诉记者，这说明，对于一些科技工作者、大学生创业者以及基层政府官员，最难的问题不是“该往哪儿走”，而是“方向定了下来，但具体怎么走，却还没个说法”。

　　有的地方政策名目繁多、信息不对称，影响政策落地生根

　　双创评估报告专门针对科技工作者群体做了一份问卷调查，这其中涉及“科技工作者对‘双创’政策的平均知晓率”，结果显示，科技工作者对包括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实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12项政策表示“有所耳闻”的，在66.6%至94.7%之间。这说明，“双创”政策本身的知晓率较高。

　　相应地，科技工作者对这12项政策表示“了解”的比例仅在27.6%到59.6%之间，这说明多数科技工作者停留在“听说”阶段。报告建议，要加大政策解读推广力度，以免出现信息不对称，影响政策落地生根的情况。

　　这并非只是“政策有没有宣传到位”的小问题。双创评估报告专家组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就发现，一旦有人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特殊通道”让本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入围，就很可能妨碍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双创评估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在我国北方某地，当地政府、科委、经信委等十几个部门曾作为牵头部门，出台过推进创新创业的政策，加上区县一级发布的政策措施，形成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其后，这一政策体系成了全国的典型，被报道宣传，正面评价纷纷而来。

　　然而，这一政策体系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一些创业者、小微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缺少专人跟踪研究政策，即便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政策宣讲会，也不能完全消化、理解政策内涵，加上一些政策申请条件较高、所需资料复杂、申请过程较长等，只能“知难而退”。

　　调研后，这位负责人发现，在看似利好政策频繁出炉的表象下，实则是文件名目众多，而这其中又难免有交叉重叠、衔接不畅的地方，给企业、科技工作者甄别有用信息、申报合适政策带来较大的难度。

　　有的地方政策接力效应差：上面是互联网时代，下面还在使用鸡毛信

　　双创评估报告里还专门提到，一些政策接力效应差，政策执行的传导时间长，在执行中不同程度存在上面踩油门、中间挂空挡、基层不松刹车的现象，“上面是互联网时代，下面还在使用鸡毛信”。

　　比如，在北京某创业园区先行先试的技术人员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曾备受媒体和创业人员的瞩目。

　　但根据双创评估报告的披露，2013年只有1家企业，在这家创业园区的税务部门办理了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到了2014年，也只有20人享受了这项优惠政策。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调研过程中，甚至有的地方反映，企业已经了解中央相关政策，并找到相关部门要求享受优惠政策，但具体执行人员却以“未接到文件”来搪塞推诿，不肯担责，“这就让创业者十分寒心”。

　　当然，地方政府也为双创做了不少事情，但有的地方政府做的仅仅是“面上的事情”。正如双创评估报告里所说的，个别地方有把“双创”形式化的倾向，热衷于搭花房、做盆景，在培育“双创”生态环境方面用心用力不够。

　　柳卸林告诉记者，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就发现，有的地方支持众创空间的政策存在重物理空间、轻价值空间的现象，追求高大上，甚至出现“只有达到5000平方米才能享受优惠政策”的规定。

　　有的政策存在因人、因企、因制而异的现象，普惠性差

　　一些政策存在因人、因企、因制而异现象，普惠性差，则是双创评估报告提出的另一大双创“痛点”。

　　比如，在北京某创业园区的“1+6”政策推广中，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认为，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政策只能在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实施，这就导致不少地方要想方设法通过层层审批，以获得自主创新示范区这块牌子的认证，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这不是人为地造成‘政策洼地’吗？一边减少审批事项，一边衍生新的审批事项。”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她还发现，在有的地方，官办和民营体制内外冰火两重天，一些民营孵化器负责人就向她抱怨，由于很难符合评审的“硬指标”，无法申请到政府补贴，以至于一些所谓利好政策，“看得见、摸不着、吃起来也不是味道，沦为个别企业的特有福利”。

　　在柳卸林看来，这就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思路上的滞后——还停留在投资驱动时代所习以为常的“重点投资”阶段，却没有把握住创新驱动时代所亟须的“营造普惠环境”的脉搏。他说，普惠性政策，通常是竞争性政策，可在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释放大众热情和万众智慧，这对于双创无疑是有利的。

　　当然，结合中国现状，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两个轮子都需要，只是以前政府部门独轮车坐惯了，如今改两轮了，甚至要向另一个轮子倾斜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柳卸林希望，这个适应的过程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