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吃穿不愁的中等收入的上海市民，平时的消费的确很少。但我仔细思量一下，觉得这并不是由于我清心寡欲，而是我需要的同时又有能力支付的商品(主要是服务)实在太少了。比方说，人近中年又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非常需要保持足够的体育锻炼，假如离我家步行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各种运动洗浴设施基本齐全的健身会馆年费在2000元以下(我自认为已经不算便宜了)，我想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消费的”。但我找遍整个街区，符合我要求的健身馆的最低价格是我心理价位的3倍。又如，我是个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假如上海的设施齐全的影院能够在任何时间段都买得到20元以下一张的电影票，上海的音乐厅和剧院能够有200元以下一张的音乐会门票(我以为这两个价格也已很不低了)，我想我很可能会每星期“消费”一场电影，每月“消费”一场音乐会的。这笔消费还会附带上另一个好处，我会因此大大减少在地摊上买盗版碟的开支，从而也就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了间接贡献。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一般电影和音乐会的价格也在我心理价位的3倍以上。于是，我的上述消费愿望就这么被抑制了。还有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遗产更是我这个有点文化的人的强烈爱好，但一想到景点门票比酒店价格还贵，还难免要被导游和各色宣称为我“服务”人强拉去买各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回扣的高价商品，我就止步不前了……此外还有一些消费，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我一定会有需求的——20年前我以为有个BP机就够方便了，可仅仅过了不到5年，我就开始向往拥有一部手机了。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一定有人愿意开我中意的健身馆和电影院，但他们不是因为租金太贵的市场因素经营不下去，就是因为私营企业不能涉及许多文化事业的行政因素而不被允许经营。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要真正“拉动内需”，合理的途径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放松乃至取消管制，在该管的地方要坚决承担起责任，哪怕是起码的责任。前者叫不干预(等于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创新，后者叫维护市场秩序。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政府的特别照顾，只要他们的合法经济活动不受到随意干涉，致富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4.受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国内很多外向型企业面临困境。据统计，××省去年倒闭企业5万多家，关闭7千多家;与此呼应，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返乡潮。去年底，不少地区返乡民工达到3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50%,然而，西部巴山县和平村姚三多和他的村民们却似乎感受不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呼啸。

　　姚三多生于1960年，和妻子巧珍育有4个儿女。他所在的和平村距离县城6.5公里，共有村民560多人(计141户)。和平村与其他农村不同的是，它的村民没有一人外出打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他们走出了一条通过种植蔬菜发家致富的路子，农户年均收入4万左右。和平村被上级授予“百村典型示范工程(名优特菜种植)示范村”的荣誉称号。

　　1995年的和平村，一般家庭一年下来也就不到一万元的收入，1995年之前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主要收入是靠砍伐木料卖给当地加工厂，由于长时间的砍伐，全村林子都被砍光了，甚至连国有林也全砍光了。和平村的村民们传统上种植小麦，但由于当地气候和土壤不适合小麦的生长，往往是种100斤收100斤，好的时候才是种100斤收140~150斤，粮食不够吃而要花钱从外地购买。

　　1995年当地政府开始摸索帮助农民增收的新路子，初步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1998年前后，乡政府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土豆，和平村的土壤适合土豆的生长，土豆产量很高。但是因为市场价格低，加之销售渠道不畅，因而并不是一条理想的增收之路，当地政府也曾一度鼓励村民种植木耳和香菇，但2000年以来，陕西省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这一背景下，当地政府作出了禁止培植木耳和香菇的决定。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尝试之后，巴山县政府号召县郊的广大农民利用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特点，种植“名优特”蔬菜。姚三多及和平村的村民积极参与了这一调整性行动，他们在种植土豆的同时开始尝试种植“名优特”蔬菜。姚三多家在2000年从“架豆王”(蔬菜名)上获得的收入将近700元。姚三多以及他的乡亲们逐步尝到了种植“名优特”蔬菜的甜头，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2000年以后，他们迅速扩大种植面积，除了“架豆王”之外，还包括萝卜、白菜、甘蓝、菜花、西葫芦等多个品种，按照2005年的市场价格计算，甘蓝每亩收入为4000~5000元左右。白菜每亩收入4000元左右，“架豆王”每亩收入1000~1500元，菜花每亩收入2500元左右。一般家庭的蔬菜收入在4万元左右。

　　2008年，和平村经由农民经纪人的努力，这些蔬菜从县城进入省城，甚至远销到京城。目前，和平村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一部分村民正在搭建蔬菜大棚，打算生产反季节蔬菜。2009年初，姚三多同村里其他人一样，也准备大干一场。他买了手机，添置了一辆摩托车和一台新拖拉机，打算新建楼房，为小孩结婚做准备。姚三多自豪地说“俺也要为拉动内需作贡献!”

　　5.中国人的民生分布极不均衡：城乡之间不均衡，地区之间不均衡，阶层之间不均衡，行业之间不均衡。从民生困难的地方传出来四句话，叫做：“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运输基本靠篓，治安基本靠狗。”还有一句话是外国友人说的：“中国东部像是到了欧洲，到了中国西部像是到了非洲。”

　　在我国，不论城乡，当然主要是乡村，仍然存在小病不就医，大病医不起的情况。他们说：“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开个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全国约有3/4的人口，即10亿人缺医少药。缺医少药同另一部分的“医药过剩”有直接关系。在有些城市里，占全市人口百分之零点零几的少数人所耗费的医药费却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在城镇，房价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这是又一个困扰民生的大问题。贫困家庭不用说了，就是中等收入家庭，比如一个博士，工作后要积攒多少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果是十几年，那要到多大岁数才能结婚?现在全国约有一百多万户城镇居民缺房，有35万户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与此同时，看一看被揭露出的贪官，有的有几十套房子。再看一看富豪榜，名列前位的是一位又一位房地产商。反差之大，令人吃惊!

　　世界上许多民生搞得好的国家，基尼系数为0.15到0.18，而我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就已达到了0.467。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回避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不承认有弱势群体，结果弱势群体越来越多。从消费水平看，几百万条富人的狗的消费水平大大超过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如此之大，财富差距还要更大。仅从金融资产看，城镇20%最富裕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66.8%。而占人口20%的最贫困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3%。收入差距过大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众多不公上。

　　6.32年前，中国是“重政治，轻经济”的思潮占上风。不纠正“轻经济”的思潮，中国人的吃饭都成问题，也就是说连生存型民生都成问题。可是，推行了“经济中心论”以后，有些人又搞起了GDP拜物教，以致出现了“经济这条腿很长，社会这条腿很短”的严酷现实。32年前，是“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笼罩着。过去，虽也有几度批判平均主义，只因顽症太顽，平均主义仍然弥漫。32年来，尤其是30年来，我们下真工夫纠正平均主义，取得了良好效果。哪知在一些人那里，又滋长了差距越大越好的倾向。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觉察出了差距过大以后，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强调“共同富裕”：1990年多次强调过，1992年多次强调过，1993又多次强调过，并多次指出：收入差距过大，“就失败了”，就“是走了邪路了”，就会“出问题”，就会“打内仗”，“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就是“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就不能不革命啊!”。可是，他老人家这么多语重心长的提醒，未能引起一些人的重视，是实在不应当的。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关注民生是要付出代价的。把收入用于教育就不能用于经济了;把收入用于环保，从眼前讲，必然提高了生产成本;雇主提高了雇员的工资，就必然降低雇主的收益。再加上既得利益者的生存、生活、生计都是超人的，便很难想到众人的生存、生活、生计还有什么不便。就是看到、听到别人的生存、生活、生计有困难，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既得利益阶层自然不会只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可怕的是，确有那么几个既得利益阶层中的有些人，他们互相利用，抱成一团，共同对付弱势群体，置民生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政府也是“眼开眼闭”，不主持公正，无视民生，极力维护政府不应有的“非理性经济人”的角色，成了占人口一少部分的富人的代理人，这在西方就叫“政府失灵”。政府一失灵，那就要影响大局了。

　　市场不需要眼泪，可政府不可以没有眼泪。政府最忌与民争利。前边提到的近20年来，在40多个国家中开展以“瘦身政府”、“重塑政府”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响亮地提出：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关于弱势群体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见解。有把“弱势群体”称为“社会弱者”的，也有称为“最脆弱者”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指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理等各个方面来衡量，在社会上都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那些人。学术界一般把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沦为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生理原因，如年龄、疾病等;后者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如下岗、失业、受排斥等。从我国弱势群体的整体情况看，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导致其陷于弱势地位的。弱势群体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随着社会的变迁，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成为弱势群体。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和普及，可以说是推动弱势群体概念成为社会科学主流话语之一的重要因素。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建立健全社会政策，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方面，颁布了许多相关的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可是，弱势群体支持的制度化依然急需加快、加强和落实。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所追求的，不单是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政府调控，建立有效的分配和保障机制，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这就是说，市场拉大贫富差距，政府要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一边拉大，一边缩小，这就是螺旋式上升。在社会政策上，把贫富差距缩小了，既非消灭了富人，也没有消灭穷人，富者恒富;在市场经济中，把贫富差距拉大了，也是既非消灭了富人，也没有消灭穷人，而是使穷人在不穷的新起点上，仍然会有所谓的相对贫困。市场规范竞争机制，政府强化民生职能，二者互补、互动，社会就会一浪高过一浪地奔腾前进。

　　强化了民生职能的政府，叫民生政府。民生政府要有民生财政。所谓民生财政，是要在财政收入分配时，坚持民生优先，不断提高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财政公共服务的能力，使公共财政的春光普照广大民众。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包括遭受雪灾、震灾的地区。民生政府不仅关注民生、保障民生，而且注重顺乎民意、调动民力、建设国家、推动社会。

　　据统计，我国当前有700万城镇人口登记失业，有1000万下岗人员，有120万到150万城镇农民失业人员，还有80多万大学和专科毕业生。为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政府在今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不久前，温总理在与网民进行网上交流时又动情地说：“就业不仅是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

　　7.一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就说，我吸纳了多少多少劳动力，似乎这就是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责任。分配有三个层次：一次分配是对国家纳税，对职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税以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包括救助;三次分配是民间捐赠。我国在捐赠上比从前有很大发展，在2008年初夏的抗震救灾中，各地、各界踊跃捐款，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检阅，也是开展社会责任教育的大课堂。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况横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们第三次分配的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的第三次分配总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在我国现在只占到0.1%，而这0.1%中的80%还是来源于海外。这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企业家是“为富‘少捐’”或“为富‘不捐’”了。这怎么能说明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不仅是第三次分配，就连第一次分配，中国的企业家也做得很不像样子。中国10%的富人的收入占全体国民收入的比重比美国等国高得多。美国1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80%，我国10%的富人的所得税远远不到80%。有人保守地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额至少为4500亿元，税收流失率在15%左右。因此，组织、协调、管理好分配的三个层次，也是作为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