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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为止,一切事情都由靳秀忠和王磊等几名出租司机自己掌握,唯一介入的官方只有红十字会。“我从一开始就和靳师傅他们说,最好还是找到主管部门,让他们也参与。”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对记者说。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郑州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叫做郑州市客运管理处,另外还有一个出租车协会。
郑州市的出租车协会对于广大司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名称,问及的司机没有一人知晓这个协会的具体工作。靳秀忠说,“协会就一个主任一个秘书长,下边有工作人员。一个出租司机都没有。”
一位姓杨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客运管理处就知道罚款,别的什么都不管,对司机一点好处都没有,大伙都讨厌他们。”
记者接触过的5位司机,都认为客运管理处是出租车的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出租行业“向好的方向带”,“就知道罚款”。管理处周六周日不受理缴纳罚款,周一早上就能看见前来交罚款的司机排成长队。这种罚款造成了司机和管理部门之间很大的矛盾。
2007年7月30日,郑州出租车出现大规模减少的情况,只有很少的出租车在路上行驶。这个行为是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满出租车公司的霸王条款而产生的。郑州的出租车绝大多数都由司机个人购买,但车辆的行驶证、经营权证件却只能写公司名字,而不能写司机个人名字。靳秀忠说,这就相当于我买个房子但是要写你的名字。
郑州出租车采取轮休制度,这样一来,这种轮休日也要缴纳公司费用。郑州规定每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是10年,因为有强制休息,实际的运营就达不到10年但还要按照10年缴纳费用。由于以上原因,司机在这天大规模“休息”。
得知“一元基金”,管理处曾想接管这笔基金,但被靳秀忠等人拒绝。他们认为司机与管理处之间有矛盾,如果以管理处的名义运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2007年11底到12月初,靳秀忠等几个热心司机,开始在火车站等司机聚集地发放宣传倡议书。“我们前面发,管理处的人在后面收,不让发。”靳秀忠说。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行为,王磊说,“我们想不明白。”
客运管理处的不参与,并没有阻碍“一元基金”的发展。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靳秀忠和王磊决定把基金的启动仪式定在2007年12月6日,因为临近年底正是出租车抢劫的高发时段。他们想利用这个特殊时间把司机尽快发动起来。
12月4日,靳秀忠和王磊突然得到消息,客运管理处决定高调介入,并拿出一万元捐赠给基金,促使几家企业加入捐赠行列。启动仪式当天一共募集资金78000多元,其中包括司机个人捐赠7000多元。
启动仪式上,发起人靳秀忠和王磊没有被邀请上台,甚至没有被提及,台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关领导。在靳的争取下,他才被允许“站在旁边念了倡议书”。
一些司机在台下问靳秀忠,“你们咋不上去,台上的人我们有的都不认识,我们是冲着你们才捐款的。”
基金毕竟成立起来了。
救助他人
基金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多,司机李中伟的手机响了。这是一个约好的用车电话。
李中伟凌晨5点40分从家里开车出发,到约定地点只需20分钟。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紧接着,警车出现在李慧兰家门口。“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被扎了。”李慧兰回忆说。
“扎哪了?”李慧兰问警察。
警察说,“没事,人已经送医院。”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抢车的嫌疑人很快被抓获。3人供述,抢劫目的是用这辆出租车去绑架一个孩子。李中伟的车转年就要报废。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辆即将报废的旧车会导致自己的喉管被割。
“我们挣钱本不多,抢劫对社会危害太大,开出租车的最恨这些人。”李中伟躺在病床上,说这话时喉咙的伤口处还有气声。
李中伟开出租车只有3个月。之前,他一直在云南开大货车。“我去年去了一趟云南,那山路,噫,可吓人。”妻子李慧兰说。去年云南发生山体滑坡,加上山路毁车,花30多万买的新货车,3年时间里就变得破烂不堪。李中伟过年回家,对妻子说,“我不想回云南开车了。”妻子说,“那就不开,卖了。”30多万的车只卖了3万多元。
“我想,回来开出租,一家团团聚聚,挺好。”李慧兰说,丈夫开货车走南闯北都没事,没想到在家门口开出租3个月就“赶上这事”。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我琢磨着我们这一代不行了。我只要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功劳。”
郑州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为郑州人,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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