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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留在城市生活还是最终会回到农村,小邝思考了很久说:“我还是选择城市,但如果在结婚之前我还没有赚到钱,说不定就回家结婚生子了。留下或者离开,底牌并不在我手中。”
底牌在谁的手中?小邝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歧视,如果没有排斥,就算苦点累点我应该也能在城市站住脚,但谁知道呢?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我一辈子也都是农民的身份。等我发了财,无论如何也要买一个城市户口……”
4.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南的童方标所在的工厂好久未能发工资,他便向老板讨薪。父亲知道后大为紧张,不停打电话来劝:“算了吧,别惹事,别惹事!”“我不会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我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童方标说。
戚勇刚是重庆江北区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在他看来,由于这一批农民工普遍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所以法律意识强,对事关自己的政策研究很透,一旦有侵害权益的事情出现,他们会马上找到相关部门反映,而不会等到过年过节前去“临时抱佛脚”;同时,他们在反映情况时,会把相关书面材料准备得十分仔细。工作人员据此办理,以前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了解到的情况,现在一两个小时就搞清楚了。
去年河南两小伙的惊人事迹:孙中界在上海打工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工作中患上了“尘肺病”。两人的名字上了新华社“2009年国内热点人物扫描”榜单。
5.2007年2月28日晚9时52分,江苏省无锡市发生一起杀人案。被害人王渊在等候妻子下夜班时,被犯罪分子残忍地杀害在路边的人行道上。3天后,警方破了案,凶手是几名外地青少年,跟死者无冤无仇。
现年20岁的陈宏(化名)、杨雨(化名)、刘竞(化名)、李君(化名)等来自贵州,父母在无锡打工。案发当天,陈宏和女友刚从广东来到无锡,在无锡打工的杨雨等同乡遂为其设宴接风。在喝得东倒西歪之后,陈宏、杨雨等人意犹未尽,又结伴前往一迪吧跳舞。在跳舞狂欢过程中,同乡李君与场内舞客郑某等人发生争执并被对方打伤。
杨雨、刘竞两人当即来到附近超市,购得刀具7把。他们将刀具分发给同伙,伺机报复对方。在舞厅外等候对方的过程中,因陈宏的女友说了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陈宏竟丧心病狂地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将其杀害。无锡市公安局局长说,近年来,民工“第二代”犯罪的比重正逐步增加。由于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不富裕,却又染上社会许多不良习气,而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疏于管教引导,导致民工“第二代”违法犯罪问题日趋突出。
6.2月初,《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又担心孩子重蹈她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她们的困惑。
7.一年前,因所在工厂倒闭,27岁的陕西农民工刘兵被迫踏上还乡路。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守望了一些时日后,他又重回东莞。8月15日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招聘会上,刘兵揣着一叠简历,在企业招聘摊位前推销自己。让他略感意外的是,每一个跟他谈过的企业都发给他复试通知,甚至有企业要他立刻去厂里参加复试。刘兵在东莞打工近10年,还没碰到哪个企业招工如此急切。刘兵注意到,不少招聘摊位前罕有求职者问津,而往年每个摊位前都门庭若市,递一份简历都要挤出一身臭汗。
刘兵所遇到的,正是2009年第二季度东莞劳动就业市场出现的新变化。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发表文章《珠三角缺工超200万》,部分工厂生产线停工。“现在看来,其实企业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危机过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移,技工需求加大,而有技术的农民工不到1/10。“现在外来工中‘90后’已经成为主力,他们都想一工作就到管理类岗位,但文化水平不够。没有技术,又不愿意做普工,即使上了生产线,也可能做两三天就走人了。”
8.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求人倍率为1.72,用工缺口为81.9万。分析指出,随着经济复苏,深圳工资缺乏竞争力、新一代农民工择业观的改变和中西部城市就业空间的增大是“招工难”主要原因。深圳市人社局表示,目前正在测算是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来缓解就业难题,但具体措施要上报政府后再确定。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能够保障员工在深圳生活的基本需要?对此间题,86.7%的人认为不能满足,而有70%的人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定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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