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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业贿赂已经从‘潜规则’变成了广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说，他经常在收听电台广播时听到这样的广告——先是说某饭店如何的好，然后加上一句：出租车拉客有回报。“这其实就是商业贿赂。”“这场战役很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006年2月26日，程宝库在电话里向记者强调。让这位法学学者开始关注商业贿赂的原因，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矛盾：一面是广为人知，一面是案件很少。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上述数据与人们印象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严重不符。
然而另外一些数字却正揭示着商业贿赂给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程宝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让他 “触目惊心”：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
而比较研究表明，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程宝库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到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 “商业贿赂不是要不要治理，而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程宝库说。
5.为了配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使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在法治的轨道内顺利进行，推动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研究中心。2006年6月6日上午，研究中心在北师大主楼举办第一期治理商业贿赂专题论坛。
左坚卫副教授认为，商业贿赂 “一对一”的行为特点以及行贿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决定了查处商业贿赂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较高。因此，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不宜放在惩办已经发生的违反犯罪活动上，而应当防范于未然，从源头上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
赵秉志教授说，商业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刑法典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行贿罪，第391条规定的对单位行贿罪，以及第393条规定的第一种单位行贿罪，都以行为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分歧，同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设置使惩治行贿犯罪陷入了某些困境。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 “谋取不正当利益”。
6.创立于1977年的上海世迅网络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IT业务。该公司在行业内并没有什么名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并不了解该公司。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的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电脑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在麦肯锡公司内部，作为电脑部主管的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并不起眼。但知情人说： “这样的人就是爷，因为他负责工程的招标。”在这个过程中，“索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知情人说，在数年前，由于行业整体利润比较高，其回扣的比例一度高达整个项目的15%以上，但是这两年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的下滑，回扣的比例已经控制在8%左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行业里面的规则一般是提高项目的报价，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碰到一些电脑部门的主管要求对方提高报价，然后再将提高的部分私下返还给这些电脑部主管。
“送了45万，应该是将项目本身的报价提高了很多”，’知情人分析说，如果只是单纯的网络铺设和维护工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利润用来行贿。
7.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这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它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 “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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