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材料

　　材料1: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决定》于2012年10月26日通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未成年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011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年—2020年)》，它规定了中国政府儿童发展事业的新目标和新举措，是今后十年中国政府全面推动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基础性文件，标志着保护儿童工作进入新的阶段。新纲要从儿童健康、教育、福利、社会环境及法律五个方面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与策略，对儿童保护事业中涉及到这五个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

　　2013年3月16日，“2013年唐山市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暨唐山市未成年人保护与自护意见征集座谈会在团市委召开。《唐山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建议稿)》经过12次修改后，已提交市人大法工委，有望在今年内出台。根据最新修订的《规定(草案建议稿)》，该市将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并依托12355电话服务平台，接受未成年人咨询及个案求助。《规定》要求，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老师、家长等知情者必须在24小时内向公安机关举报。针对放学后学生无处可去的现状，《规定》建议7时至18时学校应允许学生留校并保障其安全。

　　材料2:

　　2. 2011年11月16日，G省某镇，一辆运煤货车与某幼儿园学生接送面包车相撞，造成20人死亡。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却达到64人。

　　2013年8月29日，某县一幼儿园在接送孩子时，一名三岁的男童被遗忘在校车上，因闷热致死。

　　有专家收集了近5年部分国内媒体披露的74宗学生上学车辆安全事故数据，通过分析发现，各年事故数量基本持平。在死亡人数中有74%是农村学生;伤残的农村学生占40%;49%的校车事故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50%在幼儿园。

　　由于“夺命校车”事故频发，2011年11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2012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要求校车通行优先。4月10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发布，载有学生的校车享有路上“优先权”，可在公共交通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共交通车辆通行的路段行驶。

　　目前，一些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学生长期乘坐黑车病车上学放学。据调查，某县的乡镇中学2200多名学生中，经常搭乘三无车上学放学的达1200人，这些学生分布在该镇辖区内的26个自然村和近50个单位，最远的有30公里。全县149台用以接送学生的机动车中，只有69台手续齐全。该地区交警支队调查还发现，接送学生的中巴车驾驶员20%—30%无驾驶证或者准驾不符;驾驶机动三轮车接送学生的有近60%没有驾驶证。这些驾驶员普遍缺乏交通法规意识和安全意识，多拉快跑、超载超速、乱靠乱停、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十分普遍。

　　材料3:

　　3. 7岁的女童彤彤(化名)家住高档小区，富裕的家庭却没给她一个幸福的童年。3岁父母离异，跟父亲和继母生活，长期被关在阳台，饿成皮包骨。2011年7月6日晚，不堪忍受饥饿的她沿着墙体逃下地面，跑到便利店偷饼干吃。被发现后，居委会、妇联和爱心业主将彤彤送到了救助站。而救助站只能住10天，10天之内必须决定彤彤的去向，而她的监护人是生父，很有可能被送回受虐待的家庭。令人心寒的是，她的父母竟然玩“失踪”，其父亲在电话中竟怒称“没有这个女儿”。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生父和继母放弃了监护权，生母将彤彤接到自己身边。

　　2012年12月，6岁的小豪不听话遭遇了父亲皮带的抽打，口吐鲜血不治身亡。这是当年媒体报道的该市第八起暴力虐童事件。

　　法律界人士对此类家庭暴力的极端案例表示了强烈关注。某事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律师表示，应建立一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监督机构，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目前我国已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在这部法律的立法宗旨与理念中，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利益与孩子的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常理认为，父母不会对孩子不利。但实际上，在许多家庭暴力事件中，孩子是受害者，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大部分人认为，“虎毒不食子”，父母对孩子进行体罚是对孩子的另一种“爱”，虽表达方式不妥，但都是为孩子好。其实这种错误观念造就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欠缺，其背后反映的是现行法律及机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某些缺失。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孩子受到的保护是与父母结合在一起的。但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将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保护。张律师呼吁，我国应该在立法上向这个方面努力，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进行保护。张律师提出，法律应该明确，当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邻居或者其他公民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并且政府需要成立一个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独立机构，对类似的家庭暴力进行监督，甚至可以暂时剥夺使用暴力的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

　　材料4:

　　4.2012年10月，Z省发生一起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该校教师Y因“一时好玩”在该园活动室里强行揪住一名幼童双耳向上提起，同时让另一名教师用手机拍下，之后该视频被上传到网上。事发当天，W市教育局接到被虐幼童家长举报，立即赶赴该幼儿园进行调查，并采取了向公安部门通报，以及联合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责成校方深刻检查、整改并立即辞退相关教师等举措。

　　此前知情人士爆料称Y从事幼师职业系无证上岗，该情况已被证实。对此，W市教育局副局长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按有关规定，不论公办或民办学校，教师必须持证上岗。不过，他随即表示因当地幼儿园存在师资紧缺情况，幼师实际持证率仅为40%，为弥补师资不足，幼儿园基本实行“先上岗、后考证”。“民办幼儿园在教师招聘中有自己的实权，其教师存在的职业素养问题，教育管理部门无法负责。”

　　无独有偶，几乎就是在一年之内，湖北、山东、广东等全国多个省份的幼儿园和小学相继发生了多次老师暴力体罚甚至殴打、猥亵未成年人的事件，经过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给社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有专家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可操作性较弱，呼吁增加虐童的相关规定。犯罪学专家皮教授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专门有关于学校保护的内容，在学校里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应由学校来负责，这其中包括幼师对于儿童的人权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是，其中适用条款的规定，反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倡导性，可操作性却比较弱的特点。大家不能从中得知事情具体由谁来管，处理起来的程序应当是什么，哪些部门可以接受家长的申诉。法律上既无实体上的规定，又无程序上的规定，当然也没有组织上的规定。因此，这部法律到现在为止，还是处于一个倡导的层面上，可操作性是它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