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5:

　　5.201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措施中要求实行主动救助保护，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回归家庭，成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流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工作，强化源头预防和治理，在工作机制上建立民政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贯彻落实该意见精神，2011年12月，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部发布《关于在全国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从当时起至2012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以“保护儿童，告别流浪”为主题的“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

　　2012年2月，G省某小学26个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留守儿童，用他们的220篇日记、21幅画、12封写给爸爸妈妈的信，汇聚成书——《中国留守儿童日记》。该书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据媒体公开报道，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社会学家认为，留守儿童面对的家庭教育缺失，家庭关爱缺乏，直接对未来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产生影响。

　　201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农民工代表带来《关于解决外来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建议》，呼吁尽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样才能调动流入地政府积极性，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

　　S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的调查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该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件，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户籍293人，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85.4%;非本地户籍中208人系农民工子女，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0.6%。

　　一些农民工子女无户籍，无固定居住地，“他们既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又无法享受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在心理发育及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教育缺失、意识观念的不成熟和社会不公平的存在，使他们易产生偏激的观念和过激行为。”该院未成年人检察科一名检察官就此分析说。

　　材料6:

　　6.《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规定了要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但并没有规定明确的负责部门和有效的措施。这使得在实践中，防微杜渐的预防工作常常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小错不管，养肥了再管”已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难以回避的尴尬。

　　“很多时候，民警只能把这些孩子说一顿、批评一阵就放出来，没别的办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何副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举了个例子说，14岁的孩子小偷小摸，父母也不在身边，从看守所出来没人“接手”，更谈不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了。专家表示，家庭监管缺位，可由政府和社会组织给未成年人“补课”，第一时间挽救濒临失足的未成年人。

　　S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阳光中心”)是一家专门承担由政府委托的社区青少年事务项目的非政府组织，由政府出资向他们购买社工服务，其服务内容包括：①了解和把握服务对象的动态;②实现对服务对象的有效控制;③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④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就学、就业等实际困难和问题;⑤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工工作。S市的运作方式是，在市委统一领导下，首先，在法律地位上，由市政府通过法律途径，授权团组织组织专门机构代行政府的社区青少年工作的行政管理职权;其二，在组织结构上，市一级设立由团市委负责的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区一级设立由团区委负责的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有专人从事社区青少年事务的行政管理工作;其三，在具体工作领导、指导上、市、区政法委和有关部门直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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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阳光中心成立后，S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总量下降明显。S市综治办副主任C向媒体披露，自2007年起，该市青少年违法犯罪总数持续下降;2010年25周岁以下违法犯罪青少年总数同比2006年下降了25.45%，下降速度好于全市总体违法犯罪状况。

　　“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这在发达国家已是普遍做法，但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专家认为，“S市模式”值得各地借鉴。一方面，放权给社会组织，能对相关行政部门的力量形成有效补充;另一方面，提供帮扶服务的社工，大多接受过专业训练，专业性强。有了社会组织参与是第一步，影响预防“效果”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组织中社工的数量和能力。

　　据F女士介绍，阳光中心的社工常年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1位社工平均每年要帮扶100多名未成年人，确实有点顾不过来。”她说，现在社工的社会地位、劳动报酬都不高，没有多少人愿意干。可社工这份职业对个人能力要求较高，不仅要有社会学、法学等相关专业基础，也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F女士坦言，门槛高、人数少，是摆在面前的难题。有关注此事的人士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资金抓起。“政府应联合基金会，共同加盟对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提高社工的劳动报酬。对表现好的社工，给予一定的奖励。”

　　2013年9月，B市民政局下发通知称，面向全市社会工作事务所购买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服务项目，其中购买服务项目的对象为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合格的社会工作事务所。经过审核的社会组织将承担心理治疗、监护评估等工作。此次购买的服务项目为3个，服务项目包括构建社区保护机制和强化教育保护。具体来说，在试点街乡探索建立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做好未成年人返校复学工作;重点探索建立受助未成年人发现、报告和响应机制，及时庇护受伤害未成年人;探索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救助帮扶机制。据介绍，社会组织将需要配合救助管理机构参与街头救助以及辖区困境未成年人排查摸底工作，对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开展监护情况与需求评估。

　　材料7:

　　7.随着社会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多的社会需求，这些社会需求原先都由政府来解决，导致政府机构设置臃肿，各类经费剧增，而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不高，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引起诸多不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推行了“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并逐步发展成为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一种主流模式。小到社区一老一少的照护、一花一草的建设，大到教育、医疗、住房的“民生三大件”，都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当下，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面的发展也在提速。《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

　　在香港，儿童保护工作备受重视，服务体系中包括了政府和非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有香港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香港警务处虐儿案件调查组。非政府的力量有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保良局、“母亲的抉择”、平等机会委员会、联合医院、明爱晓晖计划—性侵犯综合辅导服务中心等。这些非政府机构除了得到社会捐助资金外，大部分也得到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每年向政府汇报工作和有关儿童问题的统计数据，这些资料将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依据。香港还有很多的寄养家庭，由自愿提供寄养服务的家庭填写申请表，政府对该家庭进行全面考察后登记备案。有需要家庭照顾的孩子随时有可能被送到寄养家庭，由政府每月支付一定的港币给寄养家庭，部分作为孩子的生活费，部分作为对寄养家庭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