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牛玉儒同志忠诚实践党的宗旨，永葆公仆本色，为我们树立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广利为民所谋”的光辉榜样。他参加革命建设工作30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民忧，以其亲民、爱民、为民的公仆形象，赢得了当地各民族干部的衷心爱戴。他在包头任市长期间，建议开通了市长信箱和热线电话。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一方百姓?牛玉儒常就这个问题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他说，政府要积极探索一条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了解人民群众所想、所愿、所需。他认真关心老百姓能否喝上自来水、困难户春节能否看上电视这样的小问题，甚至红绿灯、草坪、下水道井盖、铺路的瓷砖、盲道中的电线杆……他都要亲自查看亲自过问，因为这些牵涉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深信“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在我们当中的许多党员于部，却借口“抓大放小”，追求轰轰烈烈的所谓大事，而对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却熟视无睹，导致做不好小事，甚至搞砸了大事，大事便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失去了成功的可能，甚至会伤及民心，引发各种矛盾纠纷。

　　8.进入新世纪，郑培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而以“人民的利益高于天”为两座右铭的牛玉儒，又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榜样。在这些先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共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现实中，也确有少数像胡长青、王怀忠这样的人，他们手中拿着人民给予的权利，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为了满足自己如壑私欲，视党性原则、法律、规章、人民利益于不顾，肆意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骄奢淫逸、见利忘义，最终走上了背离党和人民的不归路。他们已经突破了党员干部的基本道德底线了，甚至连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都忘的差不多了。

　　9.对不尽职的领导干部就该严厉问责。南宁市青秀区区委书记、区长因为辖区内环境脏乱差状况得不到有效整治，日前被调离工作岗位;分管城乡清洁工作的常务副区长刘代青被免职;此外，南宁市政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市环卫处等部门的主要或分管领导分别被诫勉谈话，或被通报批评。因为清洁卫生抓不好，对如此之多的领导干部问责，南宁市这一“硬招”值得赞赏。

　　10.全国政协委员陈祥福抨击中国内地某县级市政府大楼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进行建造。这位六十岁的知名建筑学家指出，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他在一次小城镇建设视察中发现某县级市政府大楼，占地达三百八十亩，建筑面积八点五万平方米，耗资五亿多元人民币。该大楼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进行建造，广场两侧各有一个钢结构建筑，楼前建有金水桥样式的平桥，廊柱伤人民大会堂并用汉白玉装饰，楼顶却是仿美国白宫式的球面屋顶。据了解，此类事例在中国内地具有一定代表性。“一个贫困县政府花七千万造一个办公楼;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县，年财政收入只有一个亿，当地检察院花一千万盖一个办公楼;7个人的村委会花400万盖一个楼;还有贫困县盖‘天安门’等等”。全国人大代表冯培恩举这些例子的候，不时发出无奈的笑声。

　　11.山西晚报报道：尹灵芝烈士纪念馆迁建工程竣工剪彩还不足9个月，记者看到，这一花费近700万元，山西寿阳县政府郑重承诺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已经出现多处险情：房屋漏水、墙体裂缝、台阶下沉。尹灵芝烈士纪念馆原本在县城，之所以要进行迁建，按照寿阳县政府公开的说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显陈旧的馆舍与日新月异的新寿阳不相适应。而且，寿阳县没有什么旅游资源，县政府计划通过迁址，有效开发这一红色旅游项目。这个说法，记者想起了朝阳市北票烈士陵园迁址的理由，当时，该市一位副市长解释的原因是：烈士陵园有碍观瞻且年久失修。寿阳县政府是否也觉着纪念馆“有碍观瞻”，记者不敢妄下结论，但巧合的是，纪念馆搬走后，其旧址将会建起一座现代化的行政中心，作为寿阳县党政机关的办公所在。

　　如果，尹灵芝烈士纪念馆现在瞻仰者众多，以此为依托，带来游客如云，那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幕。“700万花出去了，原想为全县人民办个好事，没想到闹成现在这样。”寿阳县一位高层领导为此叹息不己。

　　12.如果说“民心工程”是官员的政绩，官员靠一项项“民心工程”积累自己的政绩，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民心工程”屡屡成为“民怨工程”就很值得思考了：一项“民心工程”是真正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打着“民心工程”的旗号，实则是官员的“政绩工程”?由于出发点的不同，结果将大相径庭。前者，是民心所向;后者，自然是民怨鼎沸。

　　13.河南桐柏县城郊乡金亭村孤寡老人杨君美2005年终于告别了几近坍塌的旧草房，喜滋滋地搬进了由政府出资为其建造的新居。眼下，像杨君美一样，桐柏县已有800多户困难群众告别老屋喜迁新居，成为该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直接受益者。桐柏是革命老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2004年初，该县提出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最大政绩，决定在全县实施“三二一”民心工程，即为农村群众办好村村通公路(便民桥)、贫困生救助、特困户危房改造三件实事，为城区群众办好背街小巷硬化亮化和公厕建设两件实事，为干部职工分别办一件实事。该县出台了实施方案，对每一项民心工程都层层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同时，把各乡镇、县直各单位承担的目标任务在媒体上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三二一”民心工程实施以来，全县共筹集资金3000多万元，已使1700名贫困学生顺利就学，800多户困难群众乔迁新居，新修乡村公路17条，修筑便民桥76座，硬化背街小巷7条，22条小巷实现了亮化、美化、改造，新建公厕8座，新建和改造农村教师住房442间，新建教师澡堂14个，114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乡镇干部工资发放标准有了新的提高。民心工程，深得老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

　　14.去年，上海连续发生“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波及全市9个区、300多人。引发此次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是一批具有合法检疫证明的猪肉及猪内脏。正是为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国家才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对进入市场的肉类产品依法检疫监管的权力，“瘦肉精”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肉类检疫某种程度上“走了过场”。按理说，对肉类产品依法检疫是有关部门的法定责任，但是这些法文的检疫有时却变种为“执法经济”，比如在一些地方曾发生为争夺肉类捡疫权的斗殴事件。而另一种不能忽视的变种是，许多时候肉类企业向捡疫机构交了费，一些检疫机构就“碍于面子”放行。监管变成了阳光下的“权钱交易”，只要不出事，就万事大吉。检疫机构如何才能有效监管?如果要让监管变得更有效，就不得把正常的监管与向合规的被监管者收费“挂钩”，而由财政来支付检疫的成本，让监管者变得更独立起来。而这种性质的监管机构，又岂止检疫机构一家呢?不少安全事故也是源于监管无效，而监管无效的根子又在监管“走过场”， “走过场”发生的根子，又是一些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这种“一手交费，一手盖章”的不正当利益关系。